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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科室和229个礼物
  发布时间:2017-11-08 16: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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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标题:一个科室和229个礼物)

    见习记者 金淼

  最小的科室

  只有外青松公路福寿园陵园的捐献纪念碑和高晓刚科室的人,记得他们传递过的礼物,229个,173个大器官,56个角膜。
  他谈过的礼物不止这些。“这个数字乘以五吧,或者乘以四,没人仔细的数过。”采访这天,高晓刚接了26个电话,每个礼物,最开始都是一通来自急诊室或者重症监护室的电话。“这边有个病人要不行了,你来看看吧。”科室里的每个人都接过这样的电话,他们从夜里的被窝爬起,放下洗了一半的衣服,或者家里炒了一半的菜。
  高晓刚有两张名片,一年以前,他只用“副主任、副教授”那张,背面印着“第二军医大学”六个大字和一个校徽。后来他把办公室从十一号楼挪到急诊楼,食堂旁边的两间小屋子里,他有了第二张名片,上面印着一行小字“上海长海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”。这是医院里最小的科室,有时候,十几个家属挤在里面,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这两间屋子是他们好不容易向医院争取来的,去急诊室1分钟,去脑外科病房5分钟,去重症监护室半分钟。“去哪里都很方便,吵是吵了点。”食堂旁边,每到饭点就人声鼎沸,似乎生命的热闹和冷清只隔了中间的一堵墙。
  对高晓刚来说,这只是个停脚的屋子,更多的时候,这个科室,流动在重症监护室外等待的椅子上。“那个椅子,家属一坐上去,会非常焦虑。”高晓刚嫌自己胸卡上“器官移植”四个大字太刺眼,每次坐在椅子上的时候,他都把胸卡摘下来,收进白大褂的口袋里。“亲人的死亡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,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,钱花了,也救不过来了,这个时候直接聊捐献,谁都接受不了。”一个医生之前碰过壁,刚开口,家属一个“滚”字,让医生所有的话都梗在喉咙里,再也说不出口。
  不能说出口,就意味着,在等待移植名单上的患者,就要再等了。等待本身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有的患者可能就停在了等待的路上,从名单上永远地消失了。“你知道你不做这个事,名单上的人会肾衰竭、肝衰竭,压力很大,你总觉得,是不是你再努努力,就有个人会收到这份生命的礼物,就有希望活下来了。”高晓刚小心翼翼地避免“器官”这两个冷冰冰的字,器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经由医生之手,重新安放在温暖的身体里,这时它是份礼物,前一个生命留下来的,还带着家属眼泪的咸涩。
  陪伴和倾听在患者临终前的时刻变得异常紧要和揪心,所有的家长里短、自责懊悔都在重症监护室门前的椅子上被家属倾述出来。有人责怪自己没能打车回家,提早发现倒在家里的亲人,也有女儿懊悔自己没有及时发现脑溢血的父亲。有一次,郝美杰听着一个女孩说,“她爸爸叫她除夕夜里回家吃饭,她说她和朋友一起过,就那个晚上,她爸爸突发脑溢血。”女孩边哭边说,听得郝美杰心里太酸,只能抱着女孩,一起哭。
  郝美杰是个护士,在此之前,高晓刚和她一直是看着患者在手术室里获得新生的。现在,更多的时间,他们是在陪伴生命消逝。“这是一条殊途同归的路,并没有违反我们救死扶伤的初衷,我们一直在救人,只不过原来救的是一个人,现在救的是一群人了。”

  逝者和家属

  家属应激的状态过去了,才能逐渐说器官捐献的事情。也有的时候,他们一开口,家属就懂了。每次开口都异常艰难,没有一句话,能在这个时候显得恰到好处,家属愿意听,高晓刚就在那儿细细碎碎地说,“把所有我们能做的都告诉他,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,只要我们能做的,都可以开口。”为了有底气说这句话,科室的书架上还放了一本《工伤纠纷》,“多学习一点,他们的信任就会多一点。”这是一份在伤口上撒盐的工作,家属心上的伤口还没结疤,就要过去谈,48个小时内是黄金时间,过了这个时间,脑死亡的患者,就开始肝衰竭、肾衰竭,再不适合捐赠了。
  “有时候,你真的不抱什么希望了,但是对方家属低头过后,抬起头就说一个字:‘行’!”郝美杰遇到过一次,一个脑溢血的患者,“他大哥60多岁了,就在那儿低着头,当时我想,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件事真的很难接受,而且他们老家的风俗也会让他承受很大压力。”郝美杰没想到,她说完,对方沉默了1分钟,就同意了,“他和我讲,他是国家干部,是党员,心里有信仰,这是件好事。”作为礼物的肝脏,就这么存活在另一个素未相识的身体里了,而这种来自于家属毫无保留的信任,也总会让郝美杰难过。“当你和家属说,生命和爱能换一种方式延续下去的时候,其实他们都能听进去。”
  也有过家属刚点头,回家取个户口本的时间,病人没撑住,走了。“取完户口本,核查完关系签字,才能开始流程了。”时机错过了,礼物就这么溜走了,等待列表上可能也有一个人走了。“确实来不及了。”
  有的时候,这个科室的人只是在一旁一声不响地陪伴着。“只是想帮一下,我们的工作不只是谈捐献,我们也要帮活着的人更好地活下去。”高晓刚陪着刚刚送走父亲的孩子,什么也不说,只是坐着。在某一刹那,高晓刚也会成为那些刚刚送走亲人者的主心骨。
  高晓刚刚刚转交了一份礼物,那是一个孩子的角膜。科室里来实习的张钰秋,在眼科医生做角膜摘除的时候,全程注视着,她看见孩子的角膜被医生从眼眶里取出来,小心翼翼的放进透明的罐子里,为了让孩子漂漂亮亮地走,医生还在眼眶里放了一对义眼。小女孩闭着眼睛,像是睡着了。“睫毛长长的,特别可爱”。张钰秋还试着比划了一下孩子的身高,到她大腿的位置。后来,她才意识到,她没看见过那个孩子站起来的样子,于是把手放下了。
  孩子是车祸时当场死亡的,同车的外公、外婆也被送进了长海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这样情况下,张嘴和孩子的妈妈提捐献,困难不是简单的相加,是成指数倍的放大。在郝美杰还没敢开口的时候,孩子妈妈主动和急诊的医生谈起了捐献,“她说她本来想自己登记,等去世的时候捐,好给女儿留个念想,没想到,现在女儿先走了,她给自己留个念想。”
  “全部同意按照器官捐献登记表中填写内容,捐献的人体器官用于临床移植,为拯救他人的生命做出贡献。”孩子妈妈在知情书薄薄的两页纸后面签了名,她说孩子还没见过更多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,要有人帮她继续看。孩子离开医院前,孩子妈妈特意去给孩子买了新衣服,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公主。
  女孩衣服买回来不久,孩子的外公出现了脑疝,时间也不多了。“我去向医院反映一下,不能让老两口在一个ICU躺着,老太太现在还有意识,她要是看到自己老伴不省人事,别再出什么事儿。”高晓刚从外面回来,一直在担心这件事。器官在这个时候,倒不紧要了。“我们没有那么功利,在最后那一步没到来之前,我们还是医生,要救人。”
  陪伴有的时候,会到终点,殡仪馆。科室的每个人都是殡仪馆的熟客,“我们是可以不陪到最后一步的,但是你从心底里敬佩他们的决定,想陪着家属度过,也想陪着去世的人最后一程。”最常去的是杨行殡仪馆,因为骨灰当天就可以带走。价钱,高晓刚都记得清楚,有家属拿不出来钱,是科里垫的,没人数过,垫出去过多少钱。

  延续的礼物

  清明节,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的时候,纪念碑上,郝美杰见到了熟悉的名字,那是个母亲的名字,她把名字拍下来,发给了那位母亲的女儿,“她问我,姐姐,能不能陪我再去看看妈妈?”那个女孩在母亲突发脑溢血治疗无望时,亲手签下器官捐献协议。
  墓碑上还有个熟悉的名字:宋巍,2016年来烧伤科进修的同事,突发脑干出血走了,家属按着他生前的想法,捐了一个肝脏、两个肺脏、两个肾脏、两个角膜和全部的皮肤组织。这是这个科室接受礼物最多的一次,也是上海最多的一次。
  为了不给双方造成压力,器官捐献遵循双盲原则,科室就成了中转站,中转过信,中转过营养品,有的时候中转的就是沉甸甸的两个字“谢谢”。有妻子在丈夫捐献后,来问对方接收礼物的情况。“她和我说,她先生生前身体特别好,器官肯定也特别健康。”知道丈夫的生命在三个人身上得以延续的时候,这位妻子特别高兴。也有孩子的父母亲,依然保持着儿子生前的习惯,每年都要给儿子寄月饼,就通过科室转达。去年中秋节的时候,她寄了三份月饼,给三个收到儿子礼物的人,收到礼物的人,也回寄了一大箱红枣来。
  “我希望在这支队伍以外,器官捐献能够形成一个体系,每个人负责相应的工作,待遇上也有保障。”高晓刚还打算开一门研究生课程,就叫国际器官捐献。“我希望有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进来,我愿意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去告诉他们怎么做,等我退休的时候,人们对于器官捐献的接受度更高了,团队也更加成熟,能够送出更多生命的礼物,那个时候,我们就可以有个交代了。”
  拍照的时候,高晓刚收拾了下桌子,笑说别有什么不该出现的,即使这样,早上没吃完的半袋面包,还是有一角出现在了照片里。谈心室的墙上是孩子们的脸,有对这个世界不舍的,有对这个世界欣喜的,绿箩还是翠绿翠绿的,垃圾桶里是半桶还没来得及清理的、沾着眼泪的面巾纸。

(原标题:一个科室和229个礼物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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